三岔河口与天津航运
崔世昌
天津濒临渤海，背负九河，内河航运历来发达，海河流域的航线长达三千多公里；历史上的天津，又是一个海运漕粮入京的必经之地。内河与海上这两条沟通南北的运输线，使航运成为天津的生命线。
位居航运枢纽的三岔河口，又名三岔口。在曹操开凿平虏渠后，卫河和潞水相会的地理格局便已形成。
三岔河口以其近海带河之地利，早在公元7世纪的隋代便已是航运要道，唐宋以降，逐渐形成水陆码头。金代建都燕京，天津成为京师水上门户，迎来了发展的好时机。金朝晚期永济渠旧道淤废，1205年金章宗改凿运渠，使其独流北行经三岔河口达燕京，三岔河口成为漕渠枢纽。为保护漕运，金朝还在三岔河口驻兵建寨，驻兵达五千以上。
元代漕运大兴，三岔河口成为南粮北运的转运中心。1264年忽必烈迁都燕京，先是组织山东、河北等地的漕运，1275年起实行江南漕运，把江南的粮食通过运河运抵元大都。
元朝于1282年试行海上漕运，获得成功后发展迅速，漕粮海运连年猛增，几年后年运量即超过了一百万石，后来长期保持在二三百万石左右。元人王懋德描述：“东吴转海输粳稻，一夕潮来集万船”的景象，说明那时已经形成了浩浩荡荡的船运队伍。由于海船吃水深，不能直驶京师，只能在天津卸岸再转运，因此，从大直沽到三岔河口，开辟为海运的重点码头。在漕运的刺激下，天津商业得到迅速发展，出现了“晓日三岔口，连樯集万艘”的热闹场面。
明燕王朱棣把首都由南京迁到北京，又历经清代三百年，天津素有国门之称，京都和北方军需的粮米全要依靠“南粮北调”，无论由大运河还是经海路，都要扬帆海河，泊于津门，经三岔河口中转。明代诗人李东阳描绘当年三岔河口的地理形势是“二水斜通海，孤村合抱城”。
清代乾嘉之际，海运业已成为天津城市的经济支柱，天津诗人樊彬《津门小令》云：“津门好，水陆好生涯，桂蠹文犀洋货局，天吴古风估衣街，金粉认招牌。”可见当时商业之繁胜。
20世纪初期海河水系指汇流于天津海河的南运河、北运河、子牙河、大清河、永定河及蓟运河干流和支流。它们处于华北平原的北部，贯穿整个直隶省，纵横交错，形成了一个以天津为轴心的扇形布局，把京津及其周围的城乡连接起来，构成了直隶内河水上交通网。海河水系各河夏季水量充足，冬季结冰，一年之中大部分季节适宜航运。漕运和长芦盐的运销都凭借海河水系木船运输。据1905年海河水系各水路往来的商船数量及吨数的统计，从内地到天津船只数为59909只，货物125568吨；由天津到内地的船只为60115只，货物1260474吨。水陆运输的畅旺，促进了天津近代工商业的发展，它一方面需要南运河、滏阳河、子牙河流域盛产的棉花和小麦等农副产品为原料，另一方面它生产的生活日用品又要行销周围城乡，这就加强了海河水系上下游的经济联系。
由于这一时期的产品数量不断增加，原有的运输方式已不再适应需要。于是，这一时期出现了民办公司。如蓟运轮船公司，1913年由商人孙庆沂创办。蓟运航路由天津三岔河口入金钟河，转入蓟运河，途径芦台、宝坻、香河到达丰台，全程囊括了海河水系的东北一隅。津保轮船有限公司，1912年由商民刘济堂组建，该公司航路自天津大红桥沿大清河入府河，至保定，全程一百八十多公里。栏沽轮船公司，民国初商人隋联芳等人集股试办栏沽航路，由海河口大沽经海河入北运河，到牛栏山。
民办行轮由于受到帝国主义经济势力挤压，先后夭折和失利，于是直隶公署将民办行轮改为官办，1914年9月15日正式设立“直隶内河行轮董事局”。其河道航业有津磁航路（子牙河），由天津红桥经静海、大城、河间，至献县藏家桥止，计180公里。津保航路（大清河），由天津红桥经静海、大城、文安、霸县、新镇、雄县、任丘、安新县新安镇止，计139公里。还有津沽航路（海河），由天津东浮桥起，至东大沽止，计五十多公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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